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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15

《海》三章04、南京卫岗:姐夫与迟浩田

04、南京卫岗:姐夫和迟浩田

  当我在记者与编辑岗位上安顿就绪后,忽然收到我二姐夫杨殿甲一封来信。信上说,他已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姐姐与两个外甥女也已由山东老家接到南京,因为多年兄弟未谋面,要我去南京见见面。我二姐夫的父亲楊金铭是私塾先生,姐夫读完私塾后,即与父亲一起教书。后因为兵荒马乱,学生减少,生活无以为继,他就弃教从商。所谓“从商”,不过是一条扁担,两只酱油缸,挑着走街串巷,叫卖酱油而已。斯文虽已扫地,吃饭仍未解决。还是靠我父母接济他,才免遭饥饿。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八路军,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斗争,飘忽不定,来去无踪。那时我还没有生下来。再后,我二姐及大外甥只好到我家落户。我大外甥一直是由我母亲抚养大的。我父母把我二姐夫当成亲儿子看待,他与我弟兄二人也情同亲生手足。我学前时代没有儿童玩具,他就把手枪的子弹卸了,藏起来,把手枪给我当玩具。我把高粱穗下面的一段细杆用刀截成一小段一小段,当成子弹,装入枪膛,一扣扳机,居然也能射出数米远。有一年盛夏酷暑,他领着我到村南田野上去逛着玩,我脚下被一个土堆拌了一跤,瞥见土堆里一条人腿露出来,皮开肉绽,又见一条大狗坐在土堆不远处,眼睛发绿,呲牙裂嘴,作出要咬人之状,我吓得差点哭出来。他劝我不要怕,说是前几天外村一老妪路过此地,热死后才被村民发现,就地掩埋待其家人收尸。但直到现在无人认领,又被野狗啃食。那年头,人如草芥蝼蚁,民命之轻,可见一斑。
  姐夫于1948年参加济南解放战役后,随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又参加渡江战役,渡江后,一路风扫残云,经湖南,去贵州山区剿匪,又到云南,战争结束后,到昆明高级兵学校学习。
  贵州山地险恶,国民党残部和当地土匪比较熟悉山区地形,而一贯在江北平原作战的解放军则对山地生疏。而且土匪在暗处,解放军在明处。以明打暗,往往吃亏。所以,剿匪战役打得相当艰苦、惨烈。一次,部队与士匪在山上遭遇,姐夫作为营教导员身先士卒带着战士冲上山头,但营长随后趕来,一把把姐夫从山头拉下去,营长带人又冲上去了。战斗再打响,营长被躲在暗堡的土匪暗枪打中,不幸牺牲。姐夫又带领愤懑的战士冲上去,经过激烈战斗,终将该部残匪全员消灭,但我们也伤亡很大。他说:打了十余年仗,老战友十有八、九都牺牲了,或马革裹尸还,或埋骨青山间,自己九死一生,少数幸存者而已。这使我想起长征,三十五万余众从湘赣战略转移,陈毅说实际就是逃跑吗。到达陕北时,绝大部分人牺牲,只剩下三、五万人的零头。留守者也大量牺牲,如瞿秋白在转移中被俘,于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数千年来,任何革命、革命战争,都是要流血牺牲的,或者受难的,从斯巴达克斯到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宋教仁,到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左联五烈士,到大批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先烈,概莫能外。和平年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也往往人为地制造出一些所谓的的“革命”,使大批人受磨难、遭牺牲,从“胡风集团”到大批“右派分子”,到彭黄张周,到刘少奇、陶铸、范长江、邓拓、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到胡耀邦、赵紫阳,到一切政治文明的倡导者和政治改革的先驱者......中国有一部二十五史为证,而且历史正在续书中。
  姐夫在贵州军中时,曾在都匀、修文驻札。二姐去贵州探亲,在修文生一女,即取名修文。后去昆明高级步兵校学习,又生女名秀昆,又生男名云生。步校毕业后曾调河南省军区。现又调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二姐带着修文、秀昆、云生,到南京,住进卫岗军事学院家属院。大外甥洪恩仍留在山东老家,由姥姥即我母亲照料,并入晏城中学读书。我与姐姐、姐夫多年未见面了,接到姐夫来信,我很高兴,即向部主任言明,利用当年的探亲假去南京探亲。我自已在火车站买了一张由上海去南京的火车票,但在临近剪票时,忽然发觉皮夹子不见了,被扒手扒去。其中有车票、一月实习工资,还有一张见习记者证。摸摸另外口袋里还有些许零钱,只好趕紧去补买票一张,勉强进入剪票口,上了火车。十分狼狈不堪,对扒手之可恶痛恨至极也。车到南京下关车站,我下车出站后,买了一张公共汽车票,迳自去了卫岗----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
  在公共汽车上 ,我一边对着车窗外的 六朝古都石头城的街道看野眼,一边在沉思。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旦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几近被斩尽杀绝。在毛泽东等人力主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政策鼓动下,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举行“八一”南昌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诞生了,从此,国共两党的斗争或合作就都有了资本。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较量,国军由强到弱,共军由弱到强,毛泽东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台湾去了。根本原因是民心的向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搞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维护四大家族等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以军警宪特等武力手段对付要吃饭、要民主、要自由的人民群众;而共产党则高举民主、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高唱“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赢得中国大多人的拥护,终于坐了天下。武装,有性质、代表利益的不同。人民解放军的确是以农民为主体、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是刘伯承。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理论是从总结自己经历的战争实践以及正反两面经验而得出来的。以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为代表,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9月),《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把军队变为工作队》(1949年)等。战争年代,虽然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但军事学校,特别是高级军事学校很少。南京军事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余年来,中国三十余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结束以来,中共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正规的高等军事学府。它以团级以上在职优秀青年军人为招生对象,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政治工作干部。教材以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为主,兼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战争的著作,以及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有关战争的名著。
  我姐夫所在班的班长是迟浩田(即后来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我姐夫是党小组组长,两人就是班上的头儿了。我到达军事学院家属院后,我姐告诉我,姐夫与迟浩田的关系非常融洽,工作相互配合很协调。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都是文人投笔从戎,都有文化,有思想,有深刻的独立的见解。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时,因我姐夫刚从山东老家带家属出来,亲眼看到老家农村因天灾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所招至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惨状,在会上只是透了一点口风,就有极“左”的组员出来指责他,上纲上线,说成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有人跟着起哄,引起一阵风波。迟浩田出来解围,说这些情况已在全国十五个省出现,中央巳经发觉并紧急发文件要各省解决近两千多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党内谈谈,既不是在群众中谈,也不是在社会上谈,党内生活民主,因此,不算什么政治问题。经有文化、有思想的迟浩田班长这么一说,大家听了觉得有理,口服心服,一些思想极“左”的学员也偃旗息鼓了。姐夫很感激迟浩田,同时,对共产党工作中的失误、阴暗面再也不多讲了,即使在党内会议上。因为,在党内,从高层开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所谓“民主集中制”,大都被扭曲了。从此,姐夫一再告戒我及外甥们,在时下中国,不要搞政治,不要介入政治,甚至莫谈政治;要靠知识、技术、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吃饭。据说,迟浩田在做了副总长、总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之后,特别是在“六四”以后,也是这样教导青年人的。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也是他们的无奈之谈。可惜,我在“文革”中没能遵照姐夫告戒,不自主地卷入了政治旋涡。在掉入无底深渊后,方悟出他和迟浩田等革命长者之言是肺腑之言,经验之言,无奈之言,是对青年人的至爱,不虚妄也。
  老家农村饿死人的那段时间,我二姐正好在老家,她给我讲了当时的惨状,使我感慨万端。从“人民公社”使我联想到“巴黎公社”。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说它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型。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失败了,付出了三千六百万农民的生命(据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版),这种试验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给我留下一个古德巴赫猜想,斯芬克思之谜。
  在南京军事学院食堂里,虽然也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使用粮票,但量是充足的,主食仍然是大米、白面,副食虽然肉不太多,但还能吃到甲魚。当时我想,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支柱,这部分人的供应是必须保证的。但是,农民也是公民呀,在发现大批农民成为饿殍时,为什么不立即开仓赈粮呢?当时全国官仓的粮食是充足的。农民,几千年来是社会的最底层,现在仍然是。农民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若不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只是一种空头支票。
  这次卫岗之行使我平生第一次接融到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的外貌与内涵。我瞻仰了中山陵,深感领导推翻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孙中山先生的伟大。200年前,美国伟大的总统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林肯那里借鉴来的。他可以称作中国二十世纪的第一个伟大的人物。第二个伟大的人应属毛泽东,他把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延续了明、清两朝七百余年中国统一的局面。尽管他不是完人,但他在中国历史上是能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平起平坐的历史人物,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刀刻的历史是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的。我参观了明孝陵,那些石柱、石级、石路、石兽、石人,使我想起七百余年前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朱元璋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平民出身的皇帝,他放过牛,当过和尚,是个农村贫民。他得天下后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农民平等的社会?为什么不建立议会民主制?而依然建立了一个封建专制社会,当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这就要从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去找答案。这使我联想到1957年的所谓右派首领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 储安平等人,他们受过西方教育,照搬西方的民权理论与制度,提出天赋人权、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制等,其民主的愿望应当是好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也是恩格斯所首肯的),作为政治建言而被打成敌人是错误的;然而,他们的幼稚与失误之处,就在于忽视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在当时农业社会的低水平上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简直与要求朱元璋建立议会民主制一样荒诞。西方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要借鉴它,建设自已的政治文明,但必须等待经济水平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操之过急,将会事倍功半。
  从中山陵、明孝陵那高大的陵墓,长长的石阶,显示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威仪;从日寇南京屠城的踪迹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览,又使我体味到为民族群体而献出个人躯体的悲壮、伟大,壮怀激烈,最终还是人民创造历史。金陵六朝帝王之余气,使人发专制终将没落之思古悠情;桨声灯影里秦淮河的旧梦,又令人坚信没落的士大夫特权阶层势必落花流水;唯有平静的玄武湖与滚滚长江东逝水,显示着中华民族的群体生生不息,永无枯竭之日。石头城与大上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韵味的城市。
  我在南京住了一周,即返沪回报社。我姐夫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大军区青海省中国原子弹、氢弹试验基地,任警卫部队的政治委员。那里被称为“原子城”,代号221厂,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我后来得知,作为原子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下指挥中心,位于原青海省矿区邮电局院内,是一个以通信支撑和保障为基础的地下掩体,距地面9.3米,用纯钢筋混凝士制成。电话交換机曾直通中央、国防部、中央一号首长。我姐及外甥们全家随去。先住海晏县,后住西宁市。后大外甥进入221厂工作。我姐夫“文革”中支左,又兼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行政管理局局长。
   迟浩田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大军区二十七军(驻无锡)七十九师(驻苏州)任副政治委员。“文革”初期出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后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支内,在赵紫阳、尤太忠直接领导下行走,因深入基层解决民困,很有政声。后又调《解放军报》社任副社长、《人民日报》社任副社长等职,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高层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物。此是后话,我将后叙,但我这里先顺手记一笔, 因同新界有关,也是顺理成章,题中应有之意。[5254字]
   附注:1、这是我新脱稿的回忆录《海上赤潮——我的记者生涯》中的一节。
         2、该书稿全稿七十万字,时间跨度1938—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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